婆缪峰首登与激荡的1980年代
任何来到过四姑娘山地区旅行探险的人，都会被这座被称作“Celestial Peak（天空之山）”的婆缪峰所吸引。锐利的山尖，坚硬的花岗岩，还有山上那让人感叹的故事。
早在1983年，Ted Vaill便率队完成了婆缪峰的首登。从攀登角度而言，这是一次美妙而惊险的经历。从宏观角度来讲，这次攀登正处于改革开放、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洪流之中。攀登队长Ted Vaill恰好也是一名电影制片人，在攀登之余，他拍摄了这部《Tower Of Challenge》。
在并不清晰的视频中，我们回到了那个剧变的80年代：绿皮火车头轰隆隆行驶在中国大地上，自行车是主要私人交通工具，人们高声歌唱着理想。
40年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一切又似乎都没变。哗啦啦的沃日河水，穿着破旧衣服的马夫，直刺云天的婆缪峰山体和幺妹峰的北壁，还是那么的熟悉。
《Tower Of Challenge》
口述 | Ted Vaill
1980年，我担任美国高山俱乐部（AAC）的秘书和董事会成员，以及“国际合作委员会（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mmittee）”的成员。该委员会负责促进中国两国登山者之间的关系。
在过去48年里，中国一直对外关闭境内山峰。那年年底，中国宣布，九座山峰现在对外国登山者开放。1980年，Jed Williamson和伊冯·乔纳德(Yvonne Chouinard)等人去攀登贡嘎山。但接下来的一次探险，便是1981年的四姑娘山脉。Alan Steck和我带了一个团去四姑娘山徒步旅行。Jim Donini 和Jack Tackle，还有另外两个家伙一起尝试攀登四姑娘山主峰，这是一座非常非常困难的山峰。他们错过了最好的季节，没有登顶。但是Alan和我，我们在附近看到了另一座山峰，一座美丽的山峰，叫Celestial Peak（婆缪峰）。它就像一座完美的金字塔。我们当时便面面相觑道，“我们得爬这座山。”我们一通安排，申请了攀登许可，组建了攀登队伍。
这里我应该补充一个背景，1982年，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们邀请了时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、率领中国珠峰探险队的政府官员史占春到美国访问。1959年，他曾领导了在四姑娘山附近的贡嘎山攀登。
1981年12月初，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迎接史占春，还有和他的翻译。这是他第一次出国。他住在我在马布里的家。我带他去了趟超市，还带他去了拉斯维加斯、旧金山、洛杉矶，体验了下美国人的生活方式。我们邀请他在洛杉矶的美国高山俱乐部年会上发表演讲。史占春在会上展示了众多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中国山脉和山峰的照片。
会议期间，我安排了史占春和美国登山者Terris Moore的会面。Terris Moore曾于1932年首登了贡嘎山。许多西方人曾质疑中国人1959年登顶贡嘎的说法。在那次闭门会议上，史占春和Moore谈到了他们在贡嘎山的攀登。等他们再走出房间时，他们在记者面前握手，宣布他们都承认彼此登顶了贡嘎山的说法 。
编者注：或许那次闭门会议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据老一辈登山家周正回忆——“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贡嘎山登山队的登顶路线，实际上完全是1932年美国队的路线。但S先生们却硬说这是他们己开创的、从未有过人迹的新路线，贡嘎山是他们首次登顶的，等等。这件事对美国人来说，特别是到1997年还健在的两位美国人莫瑞和杨帝泽（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他参加了远东美军对日作战，因战功多次受奖，战争结束时，他是美国陆军少将，我于1987、1993年访美时曾两次与他会面）对此一直耿耿于怀，深感不平。” 摘自《探险珠峰》2004年版 周正
最后史占春说，“感谢这段美好的时光。作为回报，我谨代表中国政府邀请您和您的双胞胎女儿来中国。“
于是第二年，也就是1982年，我的妻子——我已故的妻子——还有当时9岁的双胞胎女儿，和我一起去了中国。我们飞到了香港，在之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走遍了中国。
我们到了北京，参加了一些宴会活动后，再次会见了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史占春。他说：“你想去哪里？你可以去中国的任何地方。”所以我们决定去中国最偏远的地方。我们去了中国西部、西藏北边的新疆。我们乘坐飞机飞过去。我们可能是第一批到新疆旅行的西方人。我们住在乌鲁木齐，西藏的正北方，这里没有什么游客，甚至还没有什么旅馆。我们就住在邓小平当年下榻的院子。我们去了博格达峰，爬了几座小山，深入到天山，再到塔格拉玛干腹地，然后坐着蒸汽火车辗转中国各地，最后乘坐头等舱来到北京。旅程就此结束。
在1983年我们还签署了攀登婆缪峰的协议。后来，Alan Steck和我，以及其他六名登山者——他们大多数是美国高山俱乐部的成员。他们所有人都有优胜美地的攀岩经验，也有在海外攀岩的经历。我们花了8天时间登顶这座山峰。我们爬的是南壁，全程自由攀登。共用了34段绳距，其中两段5.10 C的难度。穿的是刚上市的Firees攀岩鞋，Frenz- wild Country给了我们一些Frenz摄像设备，我们带了40枚机械塞。攀登的同时，还拍了部电影。阳光明媚。我们最后完成了这座山峰的首登——这是一条困难的攀登路线，虽然不是最简单，但却是最经典的路线。我们到达了顶峰，一处很小的尖顶。不可思议的顶峰。我们拍了一些不错的片子，我做了很多声音方面的后期工作。
我们顺利下撤，并完成了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最高水准的技术攀登。与此同时，Lou Reichert 和George Low 等人正在珠峰的康雄壁，尝试攀登珠峰的东壁。这是一次技术难度很高的攀登，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攀登类型。
就在我们登顶婆缪峰的同一天，Lou Reichert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。他还说，那天他本可以在珠峰顶上点一根蜡烛。也是一样的温度——70（华氏）度。这座山峰比珠穆朗玛峰低一万英尺，但它却是一座花岗岩山峰，优胜美地般质地的花岗岩山峰。我们离开那座山峰的时候，从未感觉到如此美好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攀登是从英国人手里偷来的，他们当时正在攀登印度的山峰，那里山峰的质量和我们的差不太多。当然，现在攀岩者的水平远远超过510C，但那可是1983年的事了。现在的攀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，但我们还是决定在这里使用优胜美地的难度定级系统，尽管这座山峰比酋长岩高出两英里。
从那时起，我的登山经历，便与美国高山俱乐部的活动交织在一起…...
本文节译自AAC-Ted Vaill口述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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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rst Ascent